哦是的，那个德国大使馆的武官。
他当时正在休假——一年里两个礼拜的探亲假，虽然他就在莫斯科。
“这是个政治任务，”通知他的教官说，“在会谈里你给他们做翻译。”
“可我的德语就是马马虎虎。”
教官气哼哼的说：“德语好的说自己病了。”
是的，谁都知道教官所指的人。sasha记得自己当时还带点无奈的笑了笑；可任谁也想象不到这件事最后酿成的后果——
此刻，他蹬着眼睛看着那个人，缓缓的说：“你说什么，我听不清。”
“你所谓的让不知情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些丑恶？可这件事我一年多前就知道了——我知道你讨厌什么，”
Kulik面部的肌肉僵硬的保持着毫无变化的表情，“你讨厌仇恨，讨厌愧疚，你讨厌一切负面而强烈的情绪；但sasha，我做不到这样：我最痛恨谎言和不公平，可这却又都因为我而发生在了你身上。”
“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”当这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，sasha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因为他随即意识到这句话并不妥当，“这都不是你的错——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。”他的喉结翻动着，一时竟然语塞，耳朵里因为过于激动而嗡嗡直响，在那阵嘈杂中，他隐约听见kulik的声音：“我在战壕里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在想……”
Sasha在后来漫长的时光里会不断回想起这个时刻，他愣怔的站在kulik对面，看着他有些异样的表情，不知道应该对那句他完全没有听到的话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；时常的，sasha会为此觉得遗憾；而时常的，他又觉得庆幸——或许他已经做出了最恰当的回应；他和Ilia之间，一直在知交的的默契里谨慎的保持着某种微妙的距离，避免着伏特加那种过分浓烈的亲密，而这些似乎都源于一种带着宗教感的尊重。
窗外有一阵疾风吹过，kulik晃过神来。他把从电报室刚拿来的电报整好，下意识的整了整领章，出门往费久宁斯基办公室走去。
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他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响；少将还在办公室里，在战役打响前，留给他为sasha申诉和请求的时间也许只有今晚；即使他完全不知道恢复军职这件事到底要些什么步骤，也不能预知少将的态度——
他并非没见过强权下颠倒的是非和无处伸张的真相，或者不知道个人的意愿的光亮在那强权阴影中的微弱；但面对这些，人们总要做点什么，哪怕是出于私心，从为了珍视的事情开始。
办公室里，费久宁斯基翻看着电报，半晌抬起头来：“还有事吗？”
Kulik说：“是的，首长同志。”
作者有话要说：
☆、11.7
11月3日，列宁格勒广播电台广播稿：
在法西斯德军的十月攻势中，莫斯科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，这让希特勒意识到，他不能在这里为所欲为……
同日，德军在进行了重新部署之后对莫斯科发起一轮新的进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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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流无声无息的侵入了莫斯科，天色阴沉，地面上的积雪裹夹着从烟囱里飘落出来的煤灰，被来往的脚步踩得脏兮兮的。
乌曼诺夫家里，孩子们在睡午觉，维卡和katia坐在烧水的火炉边拆旧毛衣。
维卡轻声说：“我把他俩原来的毛衣拆掉，加上Alexei这件毛背心，织出两件新的来应该还有富余，剩下的毛线给你拿去。”
Katia从椅背上摘下绕好的毛线扔进脚边的水盆，她的腹部隐约看得出隆起。“不，不用，”她推辞道。
“小孩子在这个年纪长得可快着呢，每年都得重新织一身。”
Katia说：“我可以把Ilia的拆了给Daria。”
“那他回来了穿什么？”
Katia默不作声的重新扯出线头在椅背上绕好。维卡停下手叹了口气问：“最近有什么消息？”
“他还在列宁格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女人们沉默了一会儿，维卡笑着说：“晚上跟Daria一起在这儿吃饭吧，有你们在，屋子里好像都更热闹暖和了。”
列宁格勒，马林斯基剧团。
Tarasova拍着墙壁说：“行了，姑娘们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”
空旷的练功房里，六七个瘦削的十几岁女孩儿呼啦啦从镜子旁向场边的更衣柜跑过去，脚步踩得光亮的地板咚咚响。女孩子们向她招手喊“再见”，Tarasova坐回到钢琴旁，微笑着挥挥手作为回应。
基洛夫舞团的主要部分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便撤退去了后方，tarasova留了下来；舞团的演出已经停了，但演员们还会来练功，经常会来的还有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们，她们来这里学芭蕾，就像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一样。“腿绷直，上臂的动作柔和一点；舒展，对，舒展很重要，”tarasova走在穿着黑白两色练功服的女孩儿们中间，拍着手大声说，并且随时纠正她们的动作；她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工作，看着那些稚嫩的小姑娘最后成为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天鹅。
姑娘们走后，Tarasova休息了一会儿。之后她回到里间，从门后拿起水桶。她检查了一下拎手上的绳子，拿起披肩裹住头，朝门外走去。
傍晚时的天色比起白天反而稍微晴了一些，几天来聚集城市上空的云层似乎变得薄了，天空呈现出一种不规律的青白色。阳光早已退去，街道笼罩在灰蓝色的薄雾里，冷气森森。
塔太沿着大街慢慢的走着，她要到河边取水。路上从迎面很多这样的老人和孩子，他们拖着水桶，溅出来的水在地面上结成薄薄的冰。
列宁格勒被围之后，自来水系统基本被毁掉；入冬之后，市民们只能凿开涅瓦河的坚冰，从河中取水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，因此人们常常拥挤在河边等着冰洞凿开，之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流拥来，像奔向糖块的蚁群；在取水的高峰期，几个有限的冰洞旁，场面相当混乱。“走开，到别处去！”的喝骂声也并不少见。
Tarasova庆幸自青年时代起建立的“凡事亲历亲为”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并没有随着增长的年纪流逝，这依然在为她赢得尊重，虽然也带来相应的困难；为了避免讨人嫌，她会刻意避开取水高峰的拥挤时段，这样就用不着听身后焦急的人们大喊“快点！”
她来到冰洞旁，惨白的冰面上溅出的河水和着泥土灰尘又重新冻住，像老房子斑驳的墙壁。塔太小心翼翼的挪动过去，这把年纪在冰面上行走，多亏多年前训练的平衡能力。
“我来帮您吧，”一个小伙子说。
“谢谢，”她嘟囔着道了谢，看那年轻人把这绳子将水桶扔进冰洞，抬脚一踩桶把手，冰面下发出木桶撞在冰层上咚的一声，水桶沉了下去。
“可真冷！就得干活才能暖和点。”那年轻人一边抓着绳子把桶往上提一边说，“涅瓦河里流的怎么不是伏特加。”
Ttarasova拉着绳子，往回去的路上走；木桶底在平滑的冰面上摩擦着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把手和绳子上的水已经结上了冰碴。夜晚的温度更低一些，天色彻底暗了下去。
路边的街灯都不亮了，住家里透出的光亮也很微弱，tarasova走得很慢，她觉得有些累了。“但是在路上还是不要停，只能坚持着走回去，” 她这样想着穿过马路，一阵冷风迎面吹过来在她耳边呼呼作响，tarasova拉起围巾裹在头上，突然一束亮光晃得她眯起了眼睛，一辆汽车拐过街角向她的方向上开过来。
轮胎在覆着一层薄冰的路面上发出难听的刹车声，但汽车还是带着惯性冲了过来，tarasova一个慌神，滑到在地上。
车子还是停了下来，塔太听见有人打开车门跳下车向她跑过来；“您没事吧，”那人气喘吁吁的问她。
“哦，没什么，”她觉得并没有碰着哪里，就试着要站起来，那人赶紧扶住了她的胳膊。Tarasova一眼就看见了他脚上的军用毡靴。
“对不起，我转弯没看见，”军官说。
“没什么，”tarasova心不在焉的答着，她心里惦记着那桶水，要是洒了才叫倒霉；“没什么。”直到她看见水桶好好的立在那里，才放心的回过头来，又重复了一遍。
那人突然说：“是您？”
Tarasova诧异的抬头，说话时的白气在他们之间氤氲着，白气另一头的军官脸色白净，鼻头和两颊冻得通红。
“Ilia,”她说。
Tarasova坐着54集团军军部的汽车回到剧团，那桶河水放在她脚边：Kulik一再坚持要把她送回去。
“您进来喝口水，”他们一路没说话，车子停下来的时候，tarasova说，从观后镜里她看见Kulik的眼睛眨了一下，表情有点迟疑，“除非您有事急着走。”
Kulik熄了火，他说：“好吧，谢谢，我没什么事。”
他跟着塔太进了剧团，塔太把他领进一间屋子；里面摆着桌椅，墙边还有一架钢琴。“是谁弹完了不盖琴盖，”塔太抱怨着，她点着了蜡烛：“你在这儿歇一会儿，我去处理我的水。”
Kulik钢琴边，看到谱子还架在上面。
他刚刚开车把一份作战计划送到城里的指挥部。“然后你就回去休息吧，”费久宁斯基对他说。
他能感到司令员对他些微的不满，那天在办公室他提出那个请求的时候，费久宁斯基费解的看着他问：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九月时，abt就在42集团军；当时他防守4号高地，他指挥的部队和他本人都付出了很大代价；而这些代价理应受到尊敬和补偿。”
“你是在暗示，这其实和我有关系吗？”将军似笑非笑的问。
他只有一直说下去：“他被开除军职完全是由于诬陷。”
最后，费久宁斯基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干嘛来找我，这对于谁都是节外生枝的事情；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突然用不同寻常的语气说：“Ilia，作为一个军人，你不太按套路做事；作为长官，我看不透你；冷静却又很冲动？”他比划了一下，“我是说，很两面，或者说极端？”
Kulik没有回答，他在想要继续说什么；这时他听见费久宁斯基叹了口气说，“你可以走了，干你该干的事去。”
Tarasova远远的就听见琴声。她走进屋子，Kulik正在弹琴。
“鲍罗丁的玛祖卡，”他说，“我看见这有谱子。”
在《天鹅湖》里，王后为王子选新娘的第三幕里，就有波兰的来宾为王子献上的一段“玛祖卡”舞，“这个舞很难跳，”tarasova说，“在性格舞课上，也要花好多课时还练习步法。”
Kulik没有做声，他继续弹下去；他的指法显然由于练习不足而显生疏，在一个小节上绊住了。
“哦，算了，停下来吧。”tarasova笑道。
Kulik也笑了，他一遍遍的弹着，重复着那个小节。
“停下来吧，”tarasova说。
“不能停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们都不能轻易停下来，停下来就再没有力气了。”
Tarasova记得，那天晚上，kulik没再说什么，他把那页曲子的曲谱弹完，就告辞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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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11月7日，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的演讲（节选）：